珠崖、儋耳郡设置前后的历史环境及相关记载

　　珠崖儋耳郡设置前后的历史环境（二）

　　（二）珠崖、儋耳郡设置前后的社会状况

　　现代考古发现，海南岛约一万年前已有古人类生存的遗迹抖音设置被封。但是出现人类社会的记录则最早可以从现存的《山海经》中找到其痕迹。《山海经?大荒北经》：“有儋耳之国，任姓，禺号子。食谷。北海之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鸟身，珥两青蛇，践两赤蛇，名曰禺疆。”此外，《山海经?海内南经》又有“离耳国”的记载，郭璞注云：“锼离其耳，分令下垂以为饰，即儋耳也。在珠崖海渚中。不食五谷，但噉蚌及薯芋也。”郝懿行《山海经笺疏》特为郭璞的这段话注解云：“郭云‘即儋耳’者，此南儋耳也，又有北儋耳，见《大荒北经》。”在这里出现南北儋耳的说法，说明古代曾有过两个儋耳，而“南儋耳”显然指与珠崖郡同时出现的儋耳郡，即现在的儋州一带。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郭沫若先生曾认为“儋耳”之名最早见于《吕氏春秋》，并认为《吕氏春秋》中“南怀多婴，北抚儋耳”与“雁门之北，儋耳之居”的说法有误，应改为“南怀儋耳，北抚多婴”以定儋耳在海南岛内。显然，郭老断定儋耳只有一个，否定有北儋耳之说。我省某些历史著作也采用郭老的说法，其实这是错误的，应予一辨。

　　因为《吕氏春秋》成书的时候，南方尚未有“儋耳国”之名，只有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“离耳国”，离耳变成儋耳是汉武帝平南越设置儋耳郡后的事抖音设置被封。而记载“离耳国”的《山海经》的成书起码不会晚于《吕氏春秋》，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引汉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“禹主行水，益主记异物。海外山表无所不至，以所见闻作《山海经》。”这说明，《山海经》记载的事物，早在大禹的年代就已经流传了，比《吕氏春秋》早得多。晚出的《吕氏春秋》应是在这种传闻的基础上才得出“雁门之北，儋耳之居”的说法。《山海经》于“大荒北经”中记述“儋耳之国”与《吕氏春秋》所言的“北抚儋耳”，方位是一致的，即可证明这一说法。注《山海经》的郭璞是东汉时人，他注此书的时候，海南岛上已有儋耳郡，所以直指离耳国为儋耳，并指明这儋耳位于珠崖海渚中。而为了避免误解，郝懿行又特别指明有南北儋耳之说，这是正确的。郭老否定有北儋耳，甚至提出要改《吕氏春秋》显然是一种误解。北方的儋耳国除《山海经》及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之外，已湮没无闻，罕见于典籍，而南方的儋耳自汉武帝于海南岛设置珠崖、儋耳郡后，一直流传至今，衍变成了儋州。儋耳、离耳之意，是将耳朵变形、装饰，形成一种审美习俗，即如《正德琼台志》引《异物志》所言：“儋耳之云，镂其颊皮，上连耳匡，分为数支，状似鸡肠，累耳下垂。”《后汉书?南蛮西南夷传》：“哀牢人皆穿鼻儋耳。其渠帅自谓王者，耳皆下肩三寸，庶人则至肩而已。”这里所说的儋耳，其意正与上同，都是修饰耳朵以为风俗之意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汉武帝经略海南，才把“儋耳”之名赐给新征服的海南领地。而郭璞所描述的此处原住民“不食五谷，但噉蚌及薯芋也”的习俗与海南早期的原住民生活习惯是一致的。直到宋代，苏东坡谪居海南时，这种以薯芋为粮的生活仍没有多大改变，而“北船不到米如珠”，当地水稻的生产仍不能自给。郭璞所说的“薯芋”，当属薯蓣科植物，海南民间俗称“山薯”、“甜薯”，直到宋代，仍为当地百姓不可或缺的主食之一。东坡《和陶劝农》诗序云：“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贸香为业，所产秔稌，不足于食，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。”

　　另外，东坡诗文中提到的“芋”也可解作另外一种植物芋头抖音设置被封。有学者以为这种说法有误，认为芋头属天南星科植物，有毒，不可食。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。海南的芋头不但在古代可食，而且至今仍出现在我们的食谱中。东坡在惠州时即有食芋的记录：“《本草》谓芋为土芝，云益气充饥。惠州富此物，然食之者，不免瘴。吴远游曰：‘此非芋之罪也。芋当去皮，湿纸包裹煨之。火过热乃熟。啖之则松而腻，能益气充饥。……’”（东坡《记惠州土芋》）到了海南，东坡又有“芋魁尚可饱，无肉亦奚伤”之句，芋魁即芋头。

　　《山海经》中所说的“离耳国”衍变为后来的儋耳，证明海南地方，在先秦时期已有少数民族的部落居住，但这些少数民族是否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黎族，似乎还须进一步考证抖音设置被封。从现今仍流传的一些传说来看，海南黎族的先祖还有着不同的族系，现在的黎语也有不同的方音。据《汉书?地理志》：“今之苍梧、郁林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，皆粤分也。其君禹后，帝少康之庶子，云封于会稽。文身断发，以避蛟龙之害。”对于这段话，臣瓒、颜师古、刘敞等均有注释，以为南越地自古为百越族的地盘，其中以禹的后人为首领，以会稽为一大都会。所谓“百越”即聚居在这一领域的各支少数民族，统称“百越”。《汉书?贾捐之传》称：“骆越之人，父子同川而浴，相习以鼻饮”，这里所谓“骆越”指的就是居于海南岛内的越人的一支。至东汉时，骆越又被称为“里”、“蛮”；隋则称为“俚”“僚”；而后“里”“俚”则音转为“黎”。据历代考古比对，现今的黎族在语音、习俗、器物、生产方式等方面均与古越族有相似之处，故可以断定海南的黎族为我国古代百越族的一个分支。他们也应是先秦以来海南岛上最主要的原住民。

　　秦统一中国后，于三十三年，“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适遣戍”抖音设置被封。（《史记?秦始皇本纪》）这句话给我们的信息是：秦始皇征服岭南不仅有军队还有被秦朝强制迁来的各种逃犯、平民、商人等；在岭南设置了三郡。其中这象郡，据《集解》即为日南，其范围已达今越南境内。既如此，海南岛亦在这范围之内应无疑义。故海南的地方志均称海南在秦时为“象郡外徼”。秦末曾使任嚣为南海尉，赵佗为龙川尉，后任嚣因病危，召佗，告诉他“番禺负山险阻，南北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”。（《史记?南越尉佗传》）于是赵佗乘秦末大乱之际，凭险据守岭南，并“率兵以次击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”。至此可以说，海南全境应为南越国的属地。所以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都说“遂以其地”为九郡。秦时，航海技术已可使徐福乘船往海外“求仙药”，也曾派战船攻越，汉时所造的“楼船”更不得了，“高十余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”（《史记?平准书》）。故如海南岛这样的近海，与中原交通已不成问题，随着秦派大兵入境（据《淮南子》等史籍载，当时秦始皇曾派五十万人与越战，赵佗又曾求秦始皇派一万五千名“女无夫者”为士卒补衣），戍守岭南的军民与当地人杂居交易、文化交流的状况自然会日益交融。《正德琼台志》曾记述：“秦以水德王，其数用六。今琼人行使铜钱，犹用六数，以六文为一钱，六十文为一两，六百文为一贯，又以田禾六把为半担，十二把为一担，亦用六数，秦旧俗也。”又说：“越处近海，多犀、象、玳瑁、珠玑、银、铜、果布之凑，中国商贾者，多取富焉，则秦有至者矣。”这都足以证明，起码自秦末起，中原汉族人民已有进入海南的足迹。而自汉武帝置珠崖、儋耳二郡后，中原移民开发海南的序幕就可以说正式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