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民初张家口地区服饰习俗变迁探研

　　传统的中国社会服装条例异常严格。满清政府以“服制者，立国之经”[1](卷103)为指导思想，入关后严令汉人剃发易服，“衣冠悉遵本朝制度”[1](卷17舆服制)，把服饰视为“严内外，辨亲疏”、“分等级，定尊卑”的工具。“传统服饰的核心是以朝廷冕服为主体的等级标志和文化象征”[2](P65)。西风东渐，传统服饰制度受到挑战。地处内陆的张家口地区开始摆脱旧制限制，凸显出近代化的端倪。该地区气候寒冷，一般民众“虽云四季衣服，实际仅着二季衣服：一为皮衣，一为夹衣。春末及秋初之际，均着夹衣，秋末及春初之候，均着皮衣”[3]。清末民初，单调朴实的衣着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，日渐显示出中西合璧的特征，愈加纷繁复杂。

　　(一)礼服方面

　　中国传统社会男性穿长袍大褂，女性身着长裙、高跟鞋和紧身衣，倍加装饰的发型以及小脚和长指甲，都要求他们必须处于安静的生活模式之下。清末民初日渐加速的生活状态，把中国传统的男女从坐定不动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。具体到张家口地区，男女服装从总体来看都趋向简单化和自由化。

　　1.男子

　　清代男子礼服指大褂和长袍，“四季有单、夹、棉、皮之不同”。长袍身长及足腕，袖长及手或过手，大褂袖子和身长比长袍短六寸左右，无领。至民国时代，长袍款式与前清无异，“惟较窄瘦，近亦渐宽大”。长袍外多穿马褂，马褂身长及腰部，有领子，“先为宽袖而短，后窄而长”。清代礼服配帽为两种，一为春冬用的春帽，一为夏秋用的凉帽，民国时分化成三种，春秋用的呢帽，夏用的草帽和冬用的皮帽。清代配鞋为长靴。长靴靴腰长及小腿之半，先厚底，后渐薄，四季通用。

　　民国时代开始穿皮鞋[4]。

　　2.女子

　　清代女子礼服指氅衣和裙。氅衣无领，袖长及手，身长齐腰，对门无襟，中以带结无扣，袖口有翠蓝金花挽袖，四周有黑贡缎宽约四寸之边，边内又有宽约寸八之绣花丝边。此种样式，俗谓之大包边。裙有百褶者、有无褶者，皆有裙花，系以金线绣成，或以五色线绣成，裙花位置则在前后之正中。

　　此外，下有各色缎边，边内又有花边。另有最花美者，为龙凤裙，前后绣彩龙，旁绣彩风。至民国时代，氅衣无缎边、花边，通身绣五色团花，式与清末略同，但袖窄。裙旧式未改。后改素式桶裙，无褶无边，下有丝线穗，后亦取消。经数年，下又有花边[4]。

　　(二)常服方面

　　1.男子清代男子常服包括长衣、小袄、裤、腰子、袜、鞋子等，均有四季单、夹、棉、皮之不同。衣工质料均用砖路(河北定州)大布，此外皆不用也。长衣有领子，“身长及足面，袖长及手或过手”，小袄式样基本与长衣一样，长度仅及腰下。裤子多为长裤，“有裤衩，以带束口”。小袄内穿与坎肩类似的腰子，是张家口地区的特色穿着。袜子上口与裤口相接，袜口过裤口一、二寸。“鞋为布鞋，分云头、福字头两种，有双脸、单脸之别”，以黑、蔚蓝、藏青为主。配帽为冬用毡帽头、夏用十八盘草帽，春秋用瓜皮帽。民国以来，鞋仅为黑色，均无前脸，瓜皮帽使用要少得多[4]。

　　2.女子

　　清代女子常服包括长衣、小袄、裤子、腰子、裤腿带和鞋等。长衣有挽袖，周围缎边、花边之类，领有襟。小袄“有领、有襟，袖长及手，身长及腰下”，裤长至脚面，有散腿裤、束腿裤。另有一种套裤，下半与裤无异，但无裆。多用裤腿带代袜。民国初年，长衣仍为女子主要穿着，只是渐去挽袖与花边，“一律以青缎褶边压于长衣之四周、领袖及襟上”。后逐渐以旗袍代之。旗袍有包边和不包边之分，初时多为短袖，长不及肘，后出现长袖。质料与长衣同，只是增加了麻织质地。颜色很多，年老者多用黑色或藏青色[4]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张家口地区城镇妇女服饰颇为复杂，“满头蓄长发，梳架子，上插髻钗，前戴条帽，上配各种帽花，双耳穿孔戴环，面施朱粉，缠做小脚穿木底高跟带色华鞋;平时则衣盖臀大袄，遇大礼则穿裙，外套氅衣。所需材料，以家之贫富不同，适用装饰材料，亦各互异。首饰有金、银、珠、玉之分，百数年来，无大变更也”[5]。“近数十年中，因受外界之影响，装饰骤然大变，剪其发而放其足，傅淡粉而不施朱，头不挂丝，耳不戴环，色彩尚素。形状忽宽忽窄无定式，且有衣旗袍而乳臀毕现，风飘裙而膝肉外露，盖非此不足以表示曲线矣。

　　然此特属摩登女子之装饰，在社会上亦居少数耳。”[5]等级森严的服饰文化与观念遭到破坏，人们的服饰文化观念不断更新，在解放身体束缚的同时，解放的还有人们的心灵与思想。

　　(三)剪发与缠足

　　政治因素对服饰文化有重大影响。政治形势变化常导致服饰习俗变迁。衣着服饰难以超然于社会政治之外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干预支配。同时，个人服饰风格还会受到职业、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，因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。鸦片战争后，西方服饰文化传入中国。至20世纪初，剪发易服已蔚然成风。张家口地区“男子剪发者非常普遍，女子天足者增多”[6]。剪发者，“青年亦多，中年妇女虽未剪发，而首饰皆无形取消矣。足穿平底素鞋，上穿半身小袄，下围黑裙，较之昔日简单多矣”[5]。

　　清代女子鞋“前尖后圆，底为高跟，难以笔述其形;鞋之前部均绣各色彩花，底之高跟亦有绣花，至为美观。但五十以后，即系素鞋”[4]。民国以后的变化，以阳原县为例，“妇女皆放足，幼女皆天足，故不用裤腿带，皆衣袜子，但皆为旧式短布袜子”[4]。鞋由高跟变为平底，惟天足者，则有时亦反高跟[4]。

　　但是，张家口地区“男子剪发者虽云普遍，然偏僻之区及泥古不化之辈尚多保存其发辫，不肯率然而去也。至女子之已天足者固多，然缠足如故者亦不乏人”[6]。“惟在外游学诸生，交际既广，接触亦多，所著服装较为特异。男有洋装革履，女多剪发旗袍，萍水相逢，俨若津海人焉。此又为一县之特色，未可以普通服装视焉。”[5]

　　二、服饰变迁特点

　　服饰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创新，不论远古还是现代社会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，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未间断并不断发展着。服装最能反映出时代的背景，可以让人们看出当时社会的一般状况。人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服装亦然。服装之于社会可分为两方面：一为空间，一为时间。空间即环境，环境决定服装的形式;在自然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常因气候因素而形成各种服装，譬如寒带地方需要防寒的衣服。其二为时间，现在流行的款式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将成为历史的陈迹———服装史。张家口地处西北塞外，气候寒冷，“棉衣、单衣，多不着用，纱衣更不一见焉。草帽、扇子，实寥寥不得多觐”[2]。而且接受欧风美雨的速度也比沿海延边城市缓慢得多。故此在张家口地区服饰变迁的过程中，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，这成为该地服饰变迁的一个重要特色。

　　(一)传统影响犹存

　　受“天人合一”观念影响，中国人习惯穿着与人的身体形态相去甚远的宽大型服饰。通过掩饰人体原有的形态，消除人与自然的区别。通过宽袍大袖长带构成广阔的空间，形成一种和谐状态。故此传统社会张家口地区平民服饰“均属宽大样式，而窄小时髦之装束，百不获一焉”[3]。时至清末，张家口地区仍保留缠足之风。“本县贫富之家，妇女皆缠足至小，大者仅五寸，小者三寸半，通常四寸余。”[4]至民国时，“女子多已天足者，然缠足如故者亦不乏人”。

　　“缠足之风既未见衰，故仍多弓鞋而梳长髻，其式有平山套、卧龙髻、喜雀尾、桃儿髻等。”[6]阳原县依然“衣洋袜者，则百不一二也”。制作材料仍旧是“漂布、市布、竹布、砖路大布等”。鞋子“质料同前清，惟底易木以卡布或洋布。亦有自平津买皮鞋者，但少数耳”。天足少女的鞋子亦同前清[4]。

　　(二)城乡差别尚大

　　张家口地处塞北，天气寒冷。到了冬天，“凡中资之家以及肩贩车夫，均着盖臀半大皮袄，以御严寒;但极贫之户仍以大布棉衣抵抗一冬”[5]。但城乡之间生活方式差别极大。

　　城镇人口交际较广，与外界接触较多，故此城镇“妇女之服，红绿艳丽者虽不多睹，然花样竟为技巧，质料日见名贵，力事修饰，追逐潮流”[6]，服饰日趋繁华。而乡村农民衣着比较简朴，修饰成分比较少。“乡村妇女服旧式装饰者，占九十分之上……佩戴首饰者，亦罕见矣……其青年妇女，间亦有穿各种洋布者……式多后时，且仍涂朱傅粉，以缠小脚为贵。”[5]服装为民生日用所需之物，可以表现出人们的生活和活动方式，城乡之间差别极大。“除城市人间有丝毛织品，由平津贩购来者外，其余乡间妇女，遇有婚丧，着洋布衣，或麻织品”[3]，较大村镇及城市，服装消费比较阔绰，“衣服普通多细布、洋布、绸缎、绒呢”[6]。农民经济紧缩，乡村妇女“衣多短装，裤均扎腿，喜窄不喜宽”[5]，“多衣大布，纯系国产”[6]。

　　清末男子夏用的十八盘草帽，至民国时，“仅限于农人使用”[4]，其余人全都佩戴洋式草帽。

　　(三)色彩选择多样

　　张家口地区风沙大，气候干燥而寒冷。人们在选择服饰时多以保暖挡风为目的，颜色也以深色系为主。黑、藏青、蓝、蔚蓝为主色调。男子的长袍、大褂，女子的氅衣、长衣、小袄、长裤等都以这类色彩为主。袜子“多为白色，偶见蓝色”[4]。搭配的帽子也是以灰黑为主。裙的颜色比较艳丽，“红色最上，蓝、绿、白、古铜及黑色皆有，大约三十以内者用红、绿、白色，余则中老年人用之”[4]。小袄和鞋“五色均有，亦以年老少分之”[4]。此时乡村妇女“身着短衣，寻常皆系土布。其青年妇女，间亦有穿各种洋布者，色喜红、绿、紫、粉”[5]，颜色选择日见艳丽。

　　(四)阶层区分明显

　　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，上下阶层之间服饰差异很大。具体到张家口地区，以裙为例，除“仕宦、士人外，商人妇女亦用之，惟质料稍次。农工阶级妇女用者，则十不得一，仅结婚时，照例衣裙一次，然多系借来者，自备者特少也”。清末民初，“仕宦、士人家多改良，但农工家仍旧，商人则半改良，半仍旧”。“穷富皆有长衣，只不过在质地、装饰等方面有差别。农工阶级多用市布或洋布缝制，偶见包边用洋缎者”。

　　长衣“富人四季有分，商人则单夹二件，农工则仅一单大衣，无论何时套之而已”。富人做客时小袄用丝织品缝制，在家时“亦不过市布、花洋布等”。“腰子洋布或小绸子”，裤腿用“贡缎或竹布”，袜子材质“商家则用白漂布，仕宦、士人家则有用丝袜及绒袜者，但少数”。农工阶级的小袄、腰子、裤腿带和袜子等仍用砖路大布。鞋子“仕宦、士人之家，妇女鞋皆用缎，商人阶级，则做客时衣缎鞋，在家衣梭鞋。农工阶级，则做客时衣梭鞋，在家则衣大布鞋”[4]。

　　民国以来，“在城一方，平时常服线呢、洋布，衣制亦较乡村时样，而着长袍者，尤为多数。然以富力薄弱，普通能常服绒呢、绸缎者，仍属寥若星辰矣”[5]。“农工阶级一切衣服，仍用定州砖路诸大布，其质料、式样均同前清。惟无面羊皮袄裤及大袄，则为农工特用之衣，其他阶级不用也”[4]。

　　(五)衣服质地变化

　　清末民初，受国内断发易服热潮的影响，尼龙等西式面料在中国猛增。张家口地区服饰质地变化也非常明显。清时男子缝制长袍时多选用贡绸、宁绸、纱或斜纹布为材质，大褂多用贡缎、喀喇、宁绸或纱为材质。配鞋外用贡缎或绒、绫。长衣材料多用纱、贡缎、斜纹布、洋布及市布。小袄、长裤材料基本与长衣一致。腰子用砖路大布(产于河北定州)或洋布制作。袜子用市布或大布、梭等缝制。春帽“帽顶有红丝缨，下有绒或缎檐。帽外为缎或绒，里为绸或布”。凉帽“帽加倒露(漏)斗形，满覆红毛或线缨。以藤皮缀成，里有竹皮圈”。毡帽用毡子做成，草帽用麦根编成，瓜皮帽用羽绫或贡缎制作。至民国时，男子长袍“衣工仍用大布，他皆不用”，搭配以羊毛制成的呢帽[4]。

　　清代女子礼服氅衣“贡缎为上，宁绸次之，贡绸又次之”。

　　裙“贡缎为上，洋绉次之，湖绉又次之”。长衣以“贡缎为上，花缎次之，洋绉、湖绉又次之”。清末长衣出现用德国缎、洋缎或泰西宁绸缝制者。小袄材料有“洋绉、湖绉、德国缎、洋缎或泰西宁缎、市布等”。“鞋身用贡缎或绫，底系木质，外粘缎面或白漂细布，或代以细纱”。民国时，氅衣仍以贡缎为主。裙“用贡缎、花丝葛、物花葛等材料”。缝制小袄、裤、腰子时，除前项材料外，“又加麻织品若干”，“洋袜则绒织”[4]。

　　另外，民国以来，“人造麻、丝诸质流入最多”，“羽绫、喀喇、贡绸已断绝”[4]。

　　三、结论

　　20世纪初，西方大量的现代化工业产品———呢、绒和布匹等输入中国，洋绸、洋缎、洋纱充斥中国市场，迫使中国人改变原有的着装习惯。民国初年中国男子的代表服饰长袍马褂被西装革履取代，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中西文化的融合[7]。中国大地洋风弥漫，从洋楼洋油洋车到洋布洋帽洋装，应有尽有，庞杂至不可名状;以色彩论，洋洋洒洒，陆离光怪，如入五都之市，令人目不暇给。这是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始。

　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乱了旧有的社会格局，欧风美雨席卷“天朝上国”，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。地处内陆的张家口地区交通不便，经济落后，社会相对封闭，近代化服饰信息传播深受时空的限制，风俗更新异常缓慢。中华民国成立，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断发易服，改革服制。民众的服装变革从沿海沿边大城市逐渐向内陆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展，从而影响张家口地区。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，张家口地区民众服饰用料比较粗糙，色彩和款式也比较单调，整体水平不高。服饰变革异常缓慢，与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