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耸的太行山脉从宋朝境内黄河北岸的王屋山，一直向东北蜿蜒，迄于北方辽国境内的燕山山脉，正好成为世界岛东部黄河大平原与河东高原之分界。太行山脉的西侧，坡度徐缓，而东侧则十分陡峻。但这长达数千里的山脉中，亦有八处中断之所，成为联结东部平原与西部高原之间的交通孔道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太行八陉”。绍圣七年之时，这太行八陉，其中有五陉，在宋朝境内，是联系河东路与河北路的要道；而另有三陉，则在辽国境内，联系着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——在宋朝这边，这个地区有时候亦称之为“燕云十六州”或者“山前七州”与“山后九州”。所谓“山前山后”之“山”，指的便是太行山脉的北支。这“燕云十六州”，其实是由太行山北支与燕山山脉隔断的两个地区，其联系之道路，严格来说，便只有两条。在北，则是居庸关；在南，则是易州。
而太行八陉在辽国境内的三陉——飞狐、蒲阴、军都，正与这两条道路，息息相关。这三陉中，飞狐、蒲阴其实是一条道路的北南两口，于是，这条道路也是太行八陉中途程最长者。最狭义的飞狐陉，北起蔚州以南四十里的飞狐口——亦称为北口，辽国在此设立飞狐关，经过八九十里形势险峻的陉道，止于南口以南约三十里的飞狐县。然后，这一条道路转而向东，经过汉长城，过紫荆岭口之金陂关[1]，至南京道之易州，全程约一百八十里，则是所谓的“蒲阴陉”。
但是，因为飞狐县恰好处于一个山间盆地之中，却也让飞狐地区成为一个奇特的交通中心。以飞狐县为中心，除了上叙之飞狐陉与蒲阴陉，至少还有三条重要的联系孔道，分别为往东南经五阮关至宋朝定州北平的蒲阴古陉，亦称五回道；往南经倒马关至定州唐县的所谓“望都陉”；以及由西北经隘门至灵丘的“灵丘古道”。这三条要道，到了宋辽之际，世人亦都混称为“飞狐道”，并不详加区分，但却同样皆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
比如所谓的“灵丘古道”，过灵丘之后，西南可入宋朝河东之瓶形寨；西北过隋长城石铭陉岭可直趋浑源、大同；东北过隋长城直谷关则可入蔚州。这亦是飞狐道与太行其余诸陉大不相同之处，其余诸陉，大抵都是一条孔道，塞住关口，则再无出路。但飞狐地区，却是道路众多，四通八达，将宋辽两国之山前、山后、河东、河北四个地区全都联系起来，可同时又关隘林立，几乎每条道路都十分险峻，易守难攻。故此，但凡有人想要经略山前山后之地，又或者有意于河北河东，飞狐地区，便总是首当其冲。[2]
不过，在绍圣七年的宋辽战争当中，自开战以来，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，飞狐地区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。当然，这其实也不足为奇，从地利而言，宋朝河北地区门户大开，辽军侵宋，几乎用不着飞狐道。而这场战争进行到现在，宋辽交战的主要地区，依然是在河北平原。尽管九月下旬，宋朝的何畏之攻取饶阳，迫使萧岚北走肃宁，从而在韩宝与耶律信之间插进一颗钉子，几近将辽军分割为两部，但是，河北战事仍旧胶着，一时半会分不出胜负。
在滹沱河与唐河之间，宋军的慕容谦部与云翼军、龙卫军，以及随后增援的第十、第二十两个神卫营，接近四万马步军队以及近两百门火炮，由慕容谦与唐康统一指挥，在安平的南边与西边，扎成四个大寨，与安平一带韩宝的近四万大军对峙。双方营垒相望，声息相闻。尽管辽军不断的想引诱宋军决战，但石越派出折可适坐镇军中，绝不出战。而尽管云翼、龙卫二军几乎是背河扎寨，大犯兵家之忌，可面对宋军互相呼应的硬寨，辽军也无可奈何。虽然一开始韩宝就千方百计阻止宋军扎寨，但在云翼、龙卫二军渡河之后，二军皆属精锐，又有慕容谦在西面策援，辽军亦很难阻止已经渡河的宋军稳住阵脚。而在横山蕃军的步军与神卫营增援之后，韩宝就更加进退维艰。眼睁睁看着宋军的营寨由简陋而全备，却无破敌之策。欲待远走，背后又有唐河、高河之阻。所幸者，韩宝军中粮草，足支一月之用，而河北天气日渐一日的变冷，到十月中下旬河水就可能结冰，他依然能重新夺回主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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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河间地区，尽管未能如愿夺回饶阳，但辽军依然掌握着优势与主动。饶阳距武强不过约七十里，其城最初就是为了护运军粮转运而筑，尽管冬季水浅，又属逆水行舟，但宋军仍可用小船从滹沱河运来源源不断的补给。在何畏之指挥宋军顶过了辽军头两日的反扑之后，便连耶律信也只好放弃——其实这支宋军就算是耶律信，也没有太多的办法。饶阳虽然城池卑小，残破不堪，但好处却是处于两条河道之间，西北两面，辽军都无法攻城，只要少量兵力看守，宋军只要集中兵力守住东南两道城墙便可。何畏之自统镇北军步军守南城，而以雄武一军在东城外布阵，以骑兵居城中策应协防。雄武一军的车阵，变化繁多，背城而阵，雄武一军可以放弃后阵之火炮，将阵门开在后方，其余三面火力更加密集，甚而还能调几门火炮击协助守南城。宋军又旨在坚守，没有更多与射程更远的火炮，连耶律信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而另一方面，一旦发现耶律信调集大军前来攻打饶阳，河间府的宋军就立即大举扑向君子馆，几乎令耶律信顾此失彼。
在小小的河间地区，宋辽两军的行动，几乎都是没秘密可言。大军一动，对方立即知晓。耶律信虽然没有将河间府的宋军放在眼里，辽军也可以说是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却也只能留在河间。这既是因为大军作战，总要有梯次相继，前锋只到了深州，中军便只好停在河间。尽管在澶渊之誓那一年，辽军曾经将十几万大军聚集在一个战场，但那种事情，到底也只能欺欺宋军无能，可一而不可再。一个战场兵力越多，指挥效率越低，当年大辽铁骑一个三万人的前阵，正面宽度就有一二十里。若是十几万大军在一个战场，指挥什么的，几乎就不必考虑了。传说之中，历史上有些名将有此能耐，但是当今之世，宋辽两国，大约都无此能人。而此外的另一个原因，也是为了确保官道，也就是辽军粮道与后路之安全无虞。
利用雄、莫至君子馆的北方官道，辽军可以更有效率的运送补给。甚至于可以说，对头一次尝试这种大规模补给运输的辽军来说，他们十分的依赖这条官道。东线萧忽古的偏师久战无功，耶律信先是不断抽调其军队到中线战场，最后更是干脆彻底放弃东线，只留给萧忽古少量的宫分军，让他领着一群渤海军、汉军与部族军为主的部队，在雄、莫一带驻扎，保护辽军的粮道。这一个改变却是立竿见影，萧忽古攻城无能，但自其至雄莫之后，赵隆等人便屡吃败仗，渐渐安份下来。而辽军虽然终于离开霸州，但燕超也已经是筋疲力尽，蔡京率京东、沧州兵直趋霸州之后，立即反客为主，霸州之军政事务，几乎全决于蔡京。京东兵数度越过拒马河，欲骚扰辽境，结果每次都被辽国迎头痛击。其后蔡京又亲自率领大军，想要夺回雄州，反被萧忽古打了个屁滚尿流，只得灰溜溜的撤回霸州“待机”。好在燕超早有准备，率军前来接应，否则只怕蔡京都要被生擒。蔡京生怕小皇帝不喜、石越追究战败之责，反将所有过错全部推到他的统兵官黄牧臣身上。他知道石越、章敦都十分精明，难以欺瞒，便耍了个小花招，算好时间，将战报与奏折遣使先报汴京御前会议，再报宣台。待石越得知之时，小皇帝已在震怒之中下了处分，将黄牧臣罢官送京师勘问，令石越、章敦、蔡京等合议，另荐主将。石越明知道这必是蔡京搞鬼，却又不想为这点小败自乱阵脚，兼之当时姚、种尚未渡过滹沱河，饶阳还在辽军之手，他根本无精力兼顾数百里之外的霸州之事，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，令燕超暂替黄牧臣之职。
自此之后，雄霸一带，也暂时平静下来。辽军的补给状况，也同时大为改善，赵隆给辽军后勤造成的直接破坏有限，但是对其转运效率的打击却难以估量。没有了赵隆的骚扰，耶律信总算暂时又不需要为补给操心了。尽管这样花钱如流水的战争，大辽的君臣们大多没见过这种“大场面”，未免都不是很适应，甚至颇觉心疼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事已至此，填饱军队的肚子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而在不用担心饿肚子之后，耶律信就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问题。战争进行到十月，辽国内部，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是湖面之下，几乎就如同一锅沸水，马上就要爆发。大举兴兵南下，是耶律信的定策，也是他成为北枢密使最重要的理由。但是，仗打了五六个月后，若以胜仗的规模与数量而论，自大辽建国以来，从五代入宋，这次南征都算得上战功赫赫。然而尽管打了许多胜仗，还是大胜仗，可是与战前的战略目标，却反而越行越远。而大辽历次南征，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。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辽南征，其实认真计较起来，根本就没打过什么胜仗，反倒是受了不少挫折，可结果却足以令辽国满意，与宋人签下了澶渊之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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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律信心里也很清楚，上至辽主，下至朝中贵戚、重臣、军中将领，大辽需要的，就是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转化成政治与外交上的胜利，那就毫无意义。如若就此撤兵，虽然谈不上失败，甚至辽军还算有所收获，但是，相比从此将辽国拖入与宋朝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这个结果，这点收获挽救不了耶律信。
虎视眈眈、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萧岚，一直反对对宋朝开战的韩拖古烈，还有萧禧等人，都绝不会放过他。而耶律冲哥与萧忽古不落井下石，就算仁至义尽。萧阿鲁带最近与萧岚打得火热，对耶律信只怕也颇有怨恨。更让耶律信不安的是，连韩宝都可能倒向了萧岚一边——他儿子韩敌猎使宋归来后，完全被韩拖古烈拉了过去，竟然公开劝谏皇帝结束战争！而萧岚又在此时，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韩敌猎……战争还没有打完，耶律信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几近孤立无援。他能指望的，只有皇帝与太子的信赖。可是，君主的信赖，永远都是需要更多的回报的。
耶律信并不后悔发动了这场战争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场战争都是必要的。一个蒸蒸日上、从不掩饰自己对山前山后诸州野心的南朝，在耶律信看来，想要避免战争就如同痴人说梦。在己方尚有优势之时不动手，难道要坐以待毙么？澶渊之誓确立了大辽与大宋两朝之间的秩序与平衡，但这个平衡与秩序，在十几年前，其实就已经轰然倒塌了。两朝要重建秩序与平衡，知道双方所处的地位，战争就总是会来的。而早一点发生，对辽国更有利。
他对皇帝与大辽都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若是到了必须承认失败，才能更好的保存大辽实力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做。尽管他知道那可能让他万劫不复。此前，在补给面临严重危机之时，耶律信就几乎要做出这个决断。
但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。
如今他对南朝君臣的心理已经了若指掌——他只要耐心的等待时机，当河北诸水冰冻，安平之韩宝，便可以迅速北撤，而宋军必然追击。到时候，韩宝引着宋军的骑兵往保、定追赶，他们的骑兵和步兵会脱为两截，而耶律信既可率主力迅速穿插至深州，从后面对宋军重重一击，先破其步军与神卫营；亦可以穿插至宋军骑兵与步兵之间，与韩宝一道，对追击的宋军前后夹击……如若不是韩宝被意外牵制在安平……不过，所谓“权不可预设，变不可先图”，这也是战争中总会碰上的意外。耶律信没什么好抱怨的。只要他已经确知宋军有不愿纵辽军北归之心理，并且自韩拖古烈处得知那甚至已是其朝野共识，那他就可以善加利用。安平的韩宝，是一把双刃剑。只要韩宝部再次驰骋起来，耶律信就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，而宋军将到处都是破绽。
即使宋军在冰冻之前与韩宝决战，那也并非不可接受。若是四万铁骑在野战上败给了宋军，那就是天命已改！大辽当坦然接受这个现实，耶律信亦当毫无怨言的面对自己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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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宋朝这边，石越与王厚面对的战场之外的压力，更甚于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耶律信。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，无论外朝的制衡力量有多么强大，君主一方都拥有先天的优势。宋朝的小皇帝赵煦，自从亲政之后，可以说，每过一天，他对御前会议、两府、朝廷的控制就越强。让石越头疼的是，赵煦的进取之心不断的膨胀，尽管他对于石越这些元老重臣还不得不表示尊重，可是他对战局进展“过慢”的不慢，也越发的不加掩饰。每日都有快马在汴京与深冀之间飞驰，递送着赵煦与石越之间的对答。石越要花很大的精力，耐心向赵煦解释为何安平的宋军不马上与辽军决战；说明为何河间府的宋军直接与耶律信的精锐交战是不明智的……然而，赵煦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解释。他更相信宋军的强大，对于石越的解释，他半信半疑——石越心里面很清楚，赵煦需要的是一个时间表。如若他给皇帝约下一个明确时限，皇帝的怀疑在短时间内，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狂热的信任与期待。可惜的是，给皇帝的许诺是绝对不能乱下的，任何人若忘记这一点，他的结果都不会太好。石越也不希望有任何时间表影响到他的谋臣与将军们对战事的判断——就算石越不在乎结果，折可适、王厚们也一定会在意。他们与石越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，倘若石越也没有好结果，为石越所重用的折可适与王厚又岂能有好结果？
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在九月下旬，左丞相韩维意外病倒——虽然不是大病，但是一个七十五六岁的老者，其实也没什么小病可言。韩维只能回到府邸之内休养，几乎不能再视事——如果皇帝没有特旨允许的话，他就不能在私邸办公接见各级官员，而小皇帝虽然殷勤的遣使问疾，送汤送药，可对此事却闭口不提。而向太后一向秉持着不过问外朝政事的原则，也未加干涉。
祸不单行，石越在意外丧失朝中的一大重要支持之后，又发现回朝之后的韩忠彦，态度也变得暖昧起来。虽然韩忠彦不存在倒向皇帝的问题，韩家对于小皇帝本来就是绝对忠诚的。但汴京的来信说皇帝多次召见韩忠彦密谈，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时辰。甚至于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桑充国，也给石越写了一封信，提到皇帝与桑充国之间的一次长谈，信中声称皇帝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，形成石越左相、范纯仁右相、韩忠彦枢使的新朝局。石越不难嗅出其中的言外之意——小皇帝心中未来朝廷的格局，已经渐渐形成。他希望借助拥有遗诏辅政大臣身份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韩忠彦，来构筑属于他的朝廷。
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，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当高宗皇帝赵顼将韩忠彦的名字写进他的诏书之后，韩忠彦就已经必然是这几十年中大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而且，尽管他关键时候颇能杀伐果断，但平时看起来却是锋芒内敛、温和忠厚，和朝中三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加上他的家世带来的河北、开封士大夫的支持，可以说韩忠彦是绍圣朝中地位最稳固的宰执。
谁都希望这样的人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，石越亦不例外。让他更加忧虑的是，他知道韩忠彦并不象他表面上的待人接物那样，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，他肯定是在某些事上被皇帝说服了。只是石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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